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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日期:2019年06月06日> > 总第1317期 > B1 > 新闻内容
从“冷战”到“破冰”,我如何策划了中国之行
新闻作者: ■本报综合  发布时间:2019年06月06日  查看次数:  放大 缩小 默认
  47年前,为谋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国领导人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这次会晤,是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本报在此为您揭秘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回忆文章——

20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
1971年7月15日晚上7点半钟,我从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城的一个电视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讲话。我只讲了三分半钟,但是我的话成了20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
我一开头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进展。”接着我念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同时也正在北京发表。
在这简短的公告背后,有着两年多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招呼和谈判。虽然我们能够保持近乎奇迹般的机密,其实对华采取主动是经过最公开的准备步骤的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之一。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我在1969年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谈过需要有一种新的中美关系。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我的外交政策报告还称其为“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罗马尼亚渠道
我在第二天同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他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变化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12月9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最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他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
12月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毛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1971年年初,罗马尼亚渠道活跃起来了。科尔内留·博格丹大使在拜会基辛格时带来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我们的10月会谈以后,派他的副总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来让他给我捎一封信,内容如下:
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15年了。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这个口信是经过毛主席和林彪审核的。
3月15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6日,谁都没有料到出现了一个突破: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便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速度开始显著加快了。4月27日,希拉利大使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另一个口信。在照例坚持台湾是恢复任何关系之前必须解决的主要和先决问题以后,口信接着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在若干重要的方面,这个口信所引起的问题同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台湾仍然作为中心问题被提出来。而且,中国人谈到公开接待去北京的使者。
基辛格和我花了两三天时间考虑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报摊上出现了载有12月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生活》杂志。现在,毛欢迎我去北京这一点已经公开了。
信号和口信往返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现在基辛格和我都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我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我们等待了将近两个星期,不知道在北京进行着怎样的决策过程。几天后的晚上,基辛格进来了。他一定是跑着从西侧楼过来的,因为他上气不接下气。
他交给我两页打了字的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邮袋带来的。希拉利赶着送过来,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都在发抖。”我读信时,基辛格站在一旁,满脸堆笑。信里说:
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我读完时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7月15日,我在电视上宣布我将去北京。

“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
在动身去中国的几天以前,我邀请法国大作家和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到白宫来做客。
马尔罗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从那时以来断断续续地和他们保持着联系。马尔罗那时已70岁。岁月并没有减弱他思想的光辉或他言词的敏捷。他讲的优美法语即使经过国务院译员的过滤,也是精辟而独特的。
我请马尔罗讲讲他对毛的印象。他说:“五年前,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苏联人用十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50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说:‘当我有六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马尔罗说他不懂毛说这番话的意思。“毛接着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下,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我没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么问题,因为人们总是不向毛提很多问题的。”
马尔罗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和他的想法。
在喝咖啡时,马尔罗对我说:“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想到16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总统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天夜晚会见结束时,我送马尔罗上车。当我们站在北廊台阶上时,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的事业的人都向你致敬!’”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我们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让中国外交部官员和一位中国领航员登上飞机。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准备在北京降落。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门开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首都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仪仗队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他们个子高大、健壮,穿得笔挺。当我沿着长长的列队走去时,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
周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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